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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长期关注中国基层治理，他对《立起样子跟党走》的报道中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的核心和关键作用特别关注。

吕德文认为，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心骨”作用，以及由此体现的“强政府建设强社会”、选好带头人增强班子战斗力，是朱铺村“成功密码”的关键。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

翻开中国的历史，乡村治理一直是一个盲区，史学有所谓“治权不下县”一说。近代以来，传统的乡村社会囿于社会结构的一盘散沙，很难走向现代化。改变“乡土中国”的面貌是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夙愿。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诞生，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高度的使命自觉，这在中国乡村的发展和巨变中有深刻体现。吕德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体现在中国乡村，基层党组织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

“现代性已经入村，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已经比较薄弱，这带来一个问题便是它的组织成本很高，不太容易组织起来。但是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有其公共事务，无论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还是社会合作的角度，都需要将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吕德文说：“我们经常看到，哪个地方基层党组织比较有力量，社会就比较有秩序，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也比较好；哪个地方党组织薄弱，那个地方、村庄社会秩序就比较差。从朱铺村报道中就可以看到，只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起来，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力量，就能使整个社会回归到良好的秩序，就能进一步谋求发展。朱铺村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普遍共识。”

（图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受访者供图）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关键在党的领导沉下去

新时代农村现代化为什么更要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堡垒作用？吕德文认为，道理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三治”要结合，必须通过加强党的领导。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的目标。“自治、法治、德治其实过去也有，但是在不同的事务中，采用的方式不一样。”吕德文说：“今天要做到‘三治’结合，‘三治’本身不会自动结合，在一些情况下，它们还会‘不兼容’。但是党的领导沉下去，并且让党组织成为社会运行的一个有机细胞，就可以进行一种实质正义的治理，可以很明晰地厘清对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明确“三治”的结合点在哪里，如何统筹。”

吕德文以朱铺村所进行的党员“亮身份”活动为例，他说这就是“三治”结合的一个表现。党员是村庄的先进分子，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一定要高，亮身份就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就要带头。这就是先进性德治的体现；以党员的身份参与村庄的各种事务，要主动配合国家的法规政策，带头执行，就是法治。同样，村党支部也好、村委会也好，本身也是自治体系的一部分，党员在村庄里面完成的是自己的公共事务，这就是自愿自主、民主参与、自治的一部分。

吕德文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三治’结合，不是一种词语上的字面意义，在进入实质治理的时候，有很多结合的方法、方式。只要党的领导加强了，就可以有效地实现‘三治’结合。从这个角度说，这就是朱铺村作为典型，探索乡村治理新路之‘新’所在。”

有一种观点认为，强政府会产生一个弱社会。而吕德文认为，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打破了这一理论迷思。“乡村治理实践，比一些理论所认为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吕德文说：“朱铺村的实践证明，‘强政府建设强社会’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

村级治理主要是“人的治理”，这也是乡村带头人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中为什么特别要突出带头人的作用？吕德文认为，任何制度执行要靠人。

“尤其是村级治理，是治理的最基层一线，主要工作就是跟人打交道，就是群众工作。它和高一层级的‘事务治理’不一样。”吕德文说：“‘人的治理’主要依靠的是思想工作、沟通交流。这就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号召力感召力。这就是村级组织带头人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吕德文认为，带头人要能够服众。“‘带头人’不是说你是一个博士就适合做村支书，也不是说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就能做好村支书。核心一条，得在党员干部群众中有根基，有威望。带头人是组织选出来的，是干事创业中训练、锻炼出来的。任何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反过来说，任何人也需要制度来保证、制约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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