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等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大生产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抗日根据地在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这样记录着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党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根据地还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

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实行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延安精神就是这些观念和作风的集中表现，其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来源：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