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我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可没人知道郭永怀抵得上两个我啊！”这是1968年郭永怀因飞机失事去世的噩耗传来时，钱学森悲痛中发出的感叹。钱学森与郭永怀这对师兄弟之间的情谊令人感动。他们用一生诠释了唯有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科学家。

　　相知

　　谈及钱学森与郭永怀的相识，要从20世纪40年代说起。

　　1941年夏天，郭永怀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学习空气动力学。

　　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后影响他一生的师兄钱学森。此时的钱学森已经于193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留在导师冯·卡门身边工作，被聘为助教。钱学森有时候会指导郭永怀，也就成了他的“小导师”。

　　1945年郭永怀完成论文“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破解了声障这一世界难题，并因此获得博士学位。钱学森评价说：“永怀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郭永怀毕业后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助教，和钱学森成了同事。

　　在1946年5月，钱学森和郭永怀向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前身）提交的论文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理论和计算问题，大大促进了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

　　这时候，由于冯·卡门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郭永怀应西尔斯的邀请，赴康奈尔大学一起创办航空研究院，担任航空研究院副教授。而钱学森则选择去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两校都在美国东部，而加州理工学院在西部。于是两个年轻人开着车一路穿越大半个美国，自西向东，从阳光加州一路3000多公里开到波士顿。据钱学森回忆道：“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归来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和郭永怀就开始筹划回国。但是还未及成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突变，钱学森回国受阻，被美国政府拘留，关押在科米诺岛。出狱后被软禁在加州理工学院，需要定期到移民局报到，受到无休止的调查。

　　此后他们二人一边工作，一边等待着回国的机会。郭永怀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黏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钱学森重点在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标志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中美双方自1954年开始了“日内瓦会谈”。主要围绕交换战俘和双方滞留人员。但是钱学森和郭永怀始终没有获准回国。

　　1955年5月，钱学森通过在比利时的妻妹辗转将一封求助信寄回国内。周恩来总理深知这封信的重要性，随即转往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会谈的王炳南大使手中。这封信在会谈中起到关键作用，美方不得不同意释放钱学森。

　　钱学森突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临行前，他与郭永怀两人约定一起回国。那个时候郭永怀和康奈尔大学的合同还有一年才能到期，就回复钱学森说：“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课没上完，而且还有一个科研项目要到明年完成，我们要比你们晚一年。”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了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2月2日，钱学森远隔重洋给师弟郭永怀写信：“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带人来！带书来！快来中科院力学所！我们给你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你的住房离我家很近！我们是邻居了！”

　　而钱学森也把郭永怀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希望郭永怀回国后到力学所工作，共同建设我国的力学事业。

　　1956年9月，郭永怀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程，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9月30日，一下船就接到前来迎接的何祚庥带来的钱学森的信件：

　　“今天是你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

　　兄弟二人终于重逢于中关村力学所，开始了携手共同奋斗的12年。

　　报国

　　郭永怀回国后不久，钱学森就担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职务，负责我国第一代导弹的研制，每周到力学所上一天班，郭永怀实际上长期主持力学所的工作。

　　钱学森大刀阔斧，非常果断，郭永怀是严谨细腻，非常周到；他们俩一个抓规划，一个抓落实，配合默契，互相尊重，亲如兄弟，被科学界称为“冯·卡门学派兄弟搭档”。

　　二人都感觉中国的科技事业不能光靠回国的几个人，一定要通过专门的学校来培养年轻科技人员，于是就想到创办一所新型大学“星际航行学院”。他们就将这个提议上报到中国科学院，最后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和郭永怀分别担任近代力学系和化学物理系的系主任，并亲自为学生授课。

　　当我国人造卫星事业起步时，钱学森和郭永怀又同时投身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中，在力学所开展了探空火箭和氢氧发动机的研制，为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郭永怀牺牲后一年零四个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1960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合作条约，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使我国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制面临巨大的困难。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决策，从全国各地选调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当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钱学森问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时，钱学森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郭永怀。从此郭永怀秘密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

　　1966年，在我国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中，钱学森作为两弹结合的总工程师，郭永怀作为原子弹武器化的主要负责人，二人又一次走到了一起，共同为我国第一颗核导弹的成功发射呕心沥血。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221基地回京向党中央汇报实验数据，不幸飞机失事。钱学森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郭永怀遗体告别仪式，送别自己的挚友。他叹息：“10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30个年头。”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